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考辩

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考辩

刘飞滨  李文玉

内容摘要：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是在一系列投谒失败后另辟蹊径继续寻求进身之阶的行为，有着明确的目的性。这个问题，从“五陵豪”的特殊身份、李白当时所作的游侠诗及李白对“五陵豪”的真实态度中可以得到说明。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而终遭“北门厄”，之后满怀悲愤离开了长安。

关键词：李白 干谒 交游 五陵豪

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之事向来颇为研究者关注，因为这关系到李白早年经历的认识问题。但迄今为止，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，研究者论及于此，叙述往往比较笼统述，一是将时间大概定在李白出蜀之后到酒隐安陆期间，跨度很大；二是对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情况仅是表面性介绍，主要展现李白青少年时期的豪侠性格和风度。同时，对“五陵豪”也只是笼统称之为豪侠，并没有身份上的考察。比较有代表性的，如王瑶先生《李白》^[1]、王运熙、李宝均先生《李白》^[2]等著作中的相关阐述。八十年代以来，随着稗山、郭沫若先生关于李白在开元年间应有一次长安之行的看法的被关注，朱金城、安旗、郁贤皓、郭石山、李从军、谢思炜、胥树人、杨栩生、薛天纬等先生纷纷参与讨论，^[3]-[13]李白“一入长安”说逐步确立（目前，研究者多认为，李白“一入长安”的时间为开元十八年夏秋间到十九年初夏），李白早年行踪及诗文创作的具体情况得到很大程度的澄清，研究者关于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一事的认识也日趋深入。首先，明确了李白所交游的豪侠乃所谓之“五陵豪”，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天子禁卫军军士；其次，明确了李白与“五陵豪”交游是在其一入长安期间。具体时间，据安旗先生考证，为开元十九年春^[6]；再次，阐述了李白和“五陵豪”任侠放浪的大致情况，并对李白遭遇“北门厄”之事有所讨论。研究有了很大的推进，认识也越来越细致，但依然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说清楚，比如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原因是什么？李白当时是怎样的心态？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情形及遭遇“北门厄”的具体情况如何？如此等等，都需要进一步探讨，以使问题更加明晰。笔者受前辈学者启发，又细检李白一入长安期间的相关资料，不揣其陋，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，以期能对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一事的认识提供些许看法。所涉李白行踪及诗文创作时间，皆以安旗先生主编的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（以下简称《笺注》）为据，文中不再说明。^（1）

一、李白受张垍冷遇后的行事、处境及心态

要说清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情况，须从李白投谒张垍受冷遇到最终离开长安这个大背景中去考察。因为，李白投谒张垍是开元十八年（730）秋天的事，而他交游“五陵豪”在开元十九年（731）初春，中间相隔半年多时间。这段时间，李白的行事、处境、心态如何是说明问题的重要前提。

根据李白在开元十八年秋所作的一些诗歌来看，李白在张垍处受冷遇后，虽然处境极为窘迫，一度失望、彷徨，但他并没有因受打击而心灰意冷，这从其《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》二首结尾所言可见消息。其一曰：“吟咏思管乐，此人已成灰。独酌聊自勉，谁贵经纶才？弹剑谢公子，无鱼良可哀。”^[14]110其二曰：“丹徒布衣者，慷慨未可量。何时黄金盘，一斛荐槟榔。功成拂衣去，摇曳沧洲傍。”^[14]111在这两段话中，“李白毫不掩饰地发泄了自己的情绪：他在遭到冷遇后，一方面对着主人张垍发牢骚，一方面抒写自己的不凡抱负，感慨张垍不是知遇之人，告诉张垍莫要小看了自己。” ^[13]22如此表达，一来可见李白雄心未泯，二来可知李白会定会继续寻求实现抱负的途径，这与他不低人颜色的气骨、坚韧以求的性格是非常相符的。事实上也是如此，李白虽对张垍绝望，但他依然在寻找机会。这一点，安旗先生、薛天纬师《李白年谱》在“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别馆，颇受冷遇”条下述曰：

欲谒玉真公主，未果。见《玉真仙人词》，词中有云：“弄电不辍手，行云本无踪。几时入少室，王母应相逢。”故知欲谒未果。

又曾谒其他王公大臣，均无结果。见《行路难》（其二）：“弹剑作歌奏苦声，曳裾王门不称情。”又见后作《梁甫吟》一诗：“我欲攀龙见明主，……阊阖九门不可通，以额扣关阍者怒。”^[15]37

开元十八年秋，李白还有《赠裴十四》一诗，可作补充。诗云：

朝见裴叔则，朗如行玉山。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。身骑白鼋不敢度，金高南山买君顾。徘徊六合无相知，飘若浮云且西去。^[14]125

李白对裴十四是一种欲迎还拒的心态，亦未用尊称，“盖因裴某无礼贤下士之风，白遂有平交王侯之概。”^[14]127虽然如此，李白希望被擢拔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。《笺注》云：“裴十四，或为裴光庭。”“裴楷（叔则）曾为中书郎，见《晋书》本传。裴光庭，开元中曾为中书侍郎，见《唐书》本传。”^[14]125-126可参看。李白的诸多投谒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，但可以看到的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。

李白在长安待至暮秋，有岐、邠、坊之行。李白游历澄怀、访古揽胜，诸如太白峰、凤女台、新平楼等地皆有其足迹，这抑或带有遣愁排闷的性质。当时，李白穷困潦倒，但他依然逢机便行求荐之举，孜孜以求宏伟抱负的实现。

本年初冬，在邠州。李白有《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》一诗：

豳谷稍稍振庭柯，泾水浩浩扬湍波。哀鸿酸嘶暮声急，愁云苍惨寒气多。忆昨去家此为客，荷花初红柳条碧。中宵出饮三百杯，明朝归揖二千石。宁知流寓变光辉，胡霜萧飒绕客衣。寒灰寂寞凭谁暖，落叶飘扬何处归？吾兄行乐穷曛旭，满堂有美颜如玉。赵女长歌入彩云，燕姬醉舞娇红烛。狐裘兽炭酌流霞，壮士悲吟宁见嗟？前荣后枯相翻覆，何惜余光及棣华？^[14]132

在诗中，李白绘零落之景、诉凄凉之情、言落魄之境、赞李粲之荣华，皆是希望得到李粲的援引，恓惶之况，令人感慨万端。李白的感情之所以如此强烈，是因为他依然壮烈在怀，这样的感情在其《赠新平少年》一诗有更为淋漓的抒发：“韩信在淮阴，少年相欺凌。屈体若无骨，壮心有所凭。一遭龙颜君，啸咤从此兴。千金答漂母，万古共嗟称。而我竟何为，寒苦坐相仍？长风入短袂，内手如怀冰。故友不相恤，新交宁见矜。摧残槛中虎，羁绁鞲上鹰。何时腾风云，搏击申所能？”^[14]135李白借韩信从穷困潦倒到建立不世之功业的事迹浇胸中块垒，堪称回肠荡气！《笺注》云：“李粲，瞿、朱注：‘《新书》世系表，赵郡李氏东祖房有粲，濮州刺史，或其人后迁此官。’”^[14]132可参看。

开元十九年初春，在坊州。李白有《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》一诗：

游子东南来，自宛适京国。飘然无心云，倏忽复西北。访戴昔未偶，寻嵇此相得。愁颜发新欢，终宴叙前识。阎公汉庭旧，沈郁富才力。价重铜龙楼，声高重门侧。宁期此相遇，华馆陪游息。积雪明远峰，塞城锁春色。主人苍生望，假我青云翼。风水如见资，投竿佐皇极。^[14]136

在诗中，李白诉说自己干谒的失败，表达遇见阎正字的欣喜及仰慕之情，最后挚言希求提携之意。落寞之状、殷切之望与《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》一诗从根本上讲无有二致。关于阎正字，《笺注》云：“王注：‘按《宝刻丛编》，天宝中太子正字阎宽，撰《襄阳令卢僎德政碑》，未知即此阎正字否？’”^[14]136可参看。

又，李白离开坊州前有《留别王司马嵩》一诗：

鲁连卖谈笑，岂是顾千金？陶朱虽相越，本有五湖心。余亦南阳子，时为《梁甫吟》。苍山容偃蹇，白日惜颓侵。愿一佐明主，功成还旧林。西来何所为？孤剑托知音。鸟爱碧山远，鱼游沧海深。呼鹰过上蔡，卖畚向嵩岑。他日闲相访，丘中有素琴。^[14]138

在诗中，李白热切抒发了他意欲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。诗末虽有若不成功便像李斯、王猛贫贱时那样归隐山林之语，但难掩对非凡功业之渴望。此诗是写给王嵩的，而王嵩只是一个从六品的官员，所以，李白之意或是希望借助于阎正字，恳请王嵩从中成全吧。

稗山先生说，李白出游邠、坊的作品“表现为穷愁潦倒、渴望遇合，显示出进身无门，仿徨苦闷。”^[3]郁贤皓先生亦云，李白邠、坊之行中的诗篇“反映出他穷愁潦倒、渴望有人引荐，显示出进身无门，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。”^[7]45皆是道出了李白西、北之行中的处境和心态。从中，也可看到，李白尽管困窘，却依然怀着“腾风云”“申所能”的雄心和强烈愿望在不断寻求着实现理想的机会，初衷未变。

二、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目的

开元十九年初春，李白结束了岐、邠、坊之行，又回到了长安，他交游“五陵豪”即始于此时。根据上文的梳理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是怀着热望重返长安的。那么，其目的自然仍在功业之念。李白是否继续投谒过相关人等，无从得知，但他交游“五陵豪”则是一件十分突出的事情。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，始于春，终于初夏，长达两、三个月时间，可谓投入。那么，对于心怀大愿的李白来说，这个交游就绝非是为了单纯地交朋识友、放浪行乐了，因为它有悖于李白重返长安的目的。所以，这个交游，合理的解释应是，李白想通过“五陵豪”寻得一条实现功业理想的途径。

首先，借“五陵豪”之力以实现功业之望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《笺注》云：“所谓‘五陵豪’，乃长安至豪门子弟而供职羽林军者。此辈为朝廷所宠，故骄横跋扈，不可一世。”^[14]153 阎琦先生进一步分析道：在唐代，京师禁卫军包括“南衙十六卫”和“北衙六军”（安史之乱后扩为左右十军），人数达四五十万之众。 “南衙十六卫”以防卫皇城及京城为主，“北衙六军”以防卫宫廷禁苑为主，为皇帝的亲兵。京师禁卫之兵，尤其宫廷禁军，自汉代以来即多取关西六郡“良家子弟”。李唐出自陇西，故六郡“良家子弟”即为其子弟兵。六郡子弟历世为将官，其后代也多习武艺，成人之后即赴边庭，立战功，或选送禁军中。另外，在唐高祖时，又有所谓“元从禁军”，即李唐王朝建立后愿留宿卫者，共三万人。这些人在年老之后，其职位由子弟代替，谓之“父子军”，更是带有世袭性质的职业禁军。所以，唐代的京师禁卫军军士多为将门之后、贵胄子弟。在不当值时，很多军士便以游侠自居，鲜衣怒马，呼朋引伴，斗鸡飞鹰，纵酒豪赌，挟妓浪游，成为京师长安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。人们沿用汉代以来的旧称呼其“羽林郎”，或从其高贵的身份称之“五陵年少”“五陵豪”等。^[16]319-324京师禁卫军军士，尤其是宫廷禁卫之兵，因其特殊职位，要接触皇帝自有很多便利；因其特殊的家世背景，自有广泛的社会关系，所与交通，同等门第者自不必说，就是皇室成员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所以，心怀功业之望的李白重返长安后与之交游不能说没有任何目的性。纵观李白一系列干谒的失败，笔者以为，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，是一种自然的思路上的调整，是一种从投谒达官贵人的寻常路到别作他求不走寻常路的转换，是一种山穷水复疑无路中的试图突破。这些都是符合李白的性格特点及其当时的处境的。

其次，李白在交游“五陵豪”期间作有六首游侠诗，除《少年行》其二及《少年子》为赞美禁军侠少潇洒日月、放浪不羁、蔑视礼法的风采外，其他四首都是借游侠形象抒发强烈的功业渴求，从中也可说明问题。诗如下：

赵客缦胡缨，吴钩霜雪明。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闲过信陵饮，脱剑膝前横。将炙啖朱亥，持觞劝侯嬴。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。眼花耳热后，意气素霓生。救赵挥金槌，邯郸先震惊。千秋二壮士，煊赫大梁城。纵死侠骨香，不惭世上英。谁能书阁下，白首太玄经。（《侠客行》）^[14]142

击筑饮美酒，剑歌易水湄。经过燕太子，结讬并州儿。少年负壮气，奋烈自有时。因声鲁句践，争博勿相欺。（《少年行》其一）^[14]145

龙马花雪毛，金鞍五陵豪。秋霜切玉剑，落日明珠袍。斗鸡事万乘，轩盖一何高？刀摧南山虎，手接太行猱。酒后竞风采，三杯弄宝刀。杀人如剪草，剧孟同游遨。发愤去函谷，从军向临洮。叱咤经百战，匈奴尽奔逃。归来使酒气，未肯拜萧曹。羞入原宪室，荒径隐蓬蒿。（《白马篇》）^[14]150

燕南壮士吴门豪，筑中置铅鱼隐刀。感君恩重许君命，太山一掷轻鸿毛。（《结袜子》）^[14]144

这四首游侠诗产生于同一时期，堪称一个系列，是李白其他时期的游侠诗创作所没有的现象，绝非偶然或巧合。安旗先生在谈论作品解读时说，一个作家同一时期某些作品之间有必然联系，“考察这些联系，我们就会找到作品的前因后果，来龙去脉；同胞骨肉，三亲六眷；沉思翰藻，意内言外……从而达到认识他们本身。考察的联系愈深广，掌握的中介愈充足，对事物的认识也愈准确。”^[17]5这段话是安先生学术研究的深刻体会，也为我辈提供了有益的指导。李白这四首游侠诗就是有着联系的诗，联系的根本点即诗人强烈的功业渴求：前三首诗皆为赞美游侠风采——抒写不甘贫贱的模式，通过对比以抒情。赞美游侠，言其开张意气、不羁性情，而突出的则是被世人仰慕的功业，内中颇含羡慕之情；抒写不甘贫贱，虽只有诗末二句，然四两拨千斤，诗人愤然之意、踌躇之志跃然于前；第四首诗，表面上是对君子死知己的激烈恩报观念的颂扬，实则激越地表达了一种若得相助定不敢忘恩的感念之情，希求援引之意甚为迫切。两组诗在思想情感上既统一，又有着呼应，清晰地展露出李白心中的强烈系念。而四首诗都产生于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生活情境中，所借以言怀者皆为建有功业的古代名侠或眼前侠少，所抒之情可谓有感而发。如此种种，皆折射出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目的所在。

再次，李白虽然在诗歌中赞美“五陵豪”，但他内心中对这一群人是有所不满的。这一点，从《白马篇》和《行路难》其二两首诗中可以看到。关于《白马篇》，元萧士赟云：“此诗寓贬于褒，寄扬于抑，深得国风之旨，读者宜细味之。”^[18]109《笺注》亦认同萧氏的看法：“此诗盖作于初交之时，虽颇有羡慕之情，然亦不无贬刺之意。”^[14]153细品此诗，可知萧氏和《笺注》眼光之独具。表面上，李白对“五陵豪”飒爽的英姿、斗鸡事主的荣光、武艺的高强、风发的意气及沙场上的军功给予了激赞，而在字里行间则隐含着一股对“五陵豪”恃宠而骄、草菅人命、军功在身而不可一世等行为的厌弃和对他们靠祖荫、斗鸡而获宠的轻视情绪。如果说在《白马篇》中，李白对“五陵豪”的不满表达过于隐晦，令人不易察觉，那么在《行路难》其二中，李白的态度则是极为明朗的。诗中有云：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。羞逐长安社中儿，赤鸡白狗赌梨栗。弹剑作歌奏苦声，曳裾王门不称情。淮阴市井笑韩信，汉朝公卿忌贾生。”^[14]157 此诗作于开元十九年初夏李白即将离开长安时。诗歌中，李白的情绪非常激动。他对此次长安生活进行了总结回顾，坎坷艰难之感、愤然不平之情喷薄而出。在激烈的言辞中，“羞逐长安社中儿，赤鸡白狗赌梨栗”二句简直就对“五陵豪”的怒骂。在李白眼里，那些“五陵豪”只不过是些斗鸡走狗、声色犬马的市井之徒，而自己却曾他们相驰逐，回想起来，真是一种羞耻。这是李白在功业理想彻底落空后的愤激之语，不免有所偏激和夸张，但也彻底暴露了他对“五陵豪”的真实态度。李白对“五陵豪”既有此不满，却依然与他们交游了两、三个月，目的所在，显而易见。同时，也可看到，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在一定程度上是带有委曲求全的性质的。

三、李白与“五陵豪”的交游及“北门厄”遭遇

阐明了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目的，下来说一下李白与“五陵豪”交游的状况。这个问题，前辈学者时有涉及，如王瑶先生《李白》一书中主要列举了李白饮酒挥霍、轻财重义、抱打不平等行为；^[1]26王运熙、李宝均先生《李白》一书中说，李白“身骑骏马，腰横宝剑，昂昂然出入于通都大邑。”^[2]14安旗先生《李太白别传》一书中说，李白“返长安后，仍然徘徊魏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，遂与长安市井少年浪游，日以斗鸡、走马、任侠为事。”^[19]42谢思炜先生《李白初入长安的若干作品考索》一文中说：“李白这段时期的生活,有时竟是那样落拓,连诗人自己也不讳言：斗鸡走狗，‘羞逐长安社中儿,赤鸡白狗赌梨栗。’”^[10]如此等等，都是从李白的角度进行正面阐述，因资料不充分，故而皆为轮廓性勾勒。虽可对情况有大致了解，但毕竟不够具体。其实，换个角度，从“五陵豪”一方着眼，问题的认识就容易细致化了。也就是说，若了解了“五陵豪”的生活形态，也就基本上看到了李白与之交游的状况。

“五陵豪”，即京师禁卫之兵。他们当值时，是京城、皇城和宫廷禁苑的军士；他们不当值时，便任侠放浪于京师，就是人们眼中的“五陵豪”。所以，我们所要了解的“五陵豪”的生活形态，是指那些京师禁卫之兵在不当值时之日常。关于此，唐诗中描述颇众，兹选若干如下：

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。（王维《少年行》其一）^{[20]卷一百二十八，1306}

玉剑膝边横，金杯马上倾。朝游茂陵道，夜宿凤凰城。 豪吏多猜忌，无劳问姓名。（李嶷《少年行》其三）^{[20]卷一百四十五，1466}

              斗鸡下社尘初合，走马章台日半斜。章台帝城称贵里，青楼日晚歌钟起。贵里豪家白马骄，五陵年少不相饶。双双挟弹来金市，两两鸣鞭上渭桥。渭城桥头酒新熟，金鞍白马谁家宿。可怜锦瑟筝琵琶，玉台清酒就君家。小妇春来不解羞，娇歌一曲杨柳花。（崔颢《渭城少年行》）^{[20]卷一百三十，1324}

平明走马绝驰道，呼鹰挟弹通缭垣。玉笼金琐养黄口，探雏取卵伴王孙。分曹六博快一掷，迎欢先意笑语喧。巧为柔媚学优孟，儒衣嬉戏冠沐猿。晚来香街经柳市，行过倡市宿桃根。相逢杯酒一言失，回朱点白闻至尊。金张许史伺颜色，王侯将相莫敢论。（李益《汉宫少年行》）^{[20]卷二百八十二，3213}

少年初拜大长秋，半醉垂鞭见列侯。马上抱鸡三市斗，袖中携剑五陵游。玉箫金管迎归院，锦袖红妆拥上楼。更向院西新买宅，月波春水入门流。（于鹄《公子行》）^{[20]卷三百十，3503}

从这些描述中，不仅清晰可见“五陵豪”的日常生活内容：游冶、斗鸡、走狗、打球、饮酒、赌博、宿娼等等；也可身临其境地感受到“五陵豪”的生活场景：酒楼纵饮、大道驰逐、斗鸡下社、挟弹金市、鸣鞭渭桥、分曹六博、晚来香街、夜宿娼家等等；亦可如在眼前地触及到“五陵豪”放纵不羁、潇洒日月的意气。如此等等，生动地再现了“五陵豪”的生活日常。以此为参照，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的基本情形亦可见一斑。这样的情形，在人们眼中，往往会视之以浪游，但对充满侠气和心怀宏愿的李白而言，这一段生活则是他一生中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回忆。十多年后，李白还意气飞扬说：“忆昔作少年，结交赵与燕。金羁络骏马，锦带横龙泉。”^[14]741

李白交游“五陵豪”未见有什么成效，而在交游过程中，他遭遇了“北门厄”。关于这件事，天宝七载，李白在《叙旧赠江阳宰陆调》一诗中回忆道：

开吴食东溟，陆氏世英髦。多君乘古节，岳立冠人曹。风流少年时，京洛事游邀。腰间延陵剑，玉带明珠袍。我昔斗鸡徒，连延五陵豪。邀遮相组织，呵吓来煎熬。君开万丛人，鞍马皆辟易。告急清宪台，脱余北门厄。^[14]822

此诗《全唐诗》有异文云：

开吴食东溟，陆氏世英党。夫子特峻秀，岳立冠人曹。风流少年时，京洛事游邀。珍驭红阳燕，玉剑明珠袍。一诺许他人，千金双错刀。满堂青云士，望美期丹霄。我昔北门厄，摧如一枝蒿。有虎挟鸡徒，连延五陵豪。邀遮来组织，呵吓相煎熬。君披万人丛，脱我如辘牢。此耻竟未刷，且食绥山桃。^{[20]卷一百六十九，1744}

两段文字不知何者为正稿，所叙“北门厄”情况基本一致，可参看。原诗和异文皆为李白自述，所以历来是研究者认识李白“北门厄”遭遇的直接材料。但由于二者对致使李白遭厄的当事人的交代存在差别，且不甚明晰，而引起了学界的一些讨论，如瞿蜕园、朱金城先生《李白集校注》在原诗“北门”一词下注云：“考《新唐书·兵志》：及贞观初，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，于北门长上曰百骑，……十二年,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。唐之北军为皇帝私兵，以屯于宫之北门，故以北军为号。疑李白以狎游之故，为北军人所窘，幸遇陆调以宪府之力脱之。”^[5]686安旗先生结合异文分析道：“据《汉书·原涉传》：‘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节气者,皆归慕之。’又据李白《白马篇》：‘龙马花雪毛,金鞍五陵豪……斗鸡事万乘,轩盖一何高……酒后竟风采……发愤去函谷,从军向临洮……归来使酒气,未肯拜肖曹……’又据李白《少年行二首》(其一)‘因声鲁勾践,争博勿相欺。’故可知李白与之发生冲突者,乃长安游侠之徒,以斗鸡见赏于朝廷,并供职军中者。发生冲突原因,可能是在赌博中李白被彼等欺弄，发生冲突，结果李白大吃其亏。故二十年后犹耿耿于怀。赠陆调诗一本中有‘此耻竟未刷’之句。”^[6]谢思炜先生在《李白集校注》和安旗先生的基础上，通过“北门”一词的阐释对李白遭遇“北门厄”一事作了更加深入的讨论。谢先生根据《旧唐书·王毛仲传》及《通鉴》景云二年关于北门四军的由来记载认为,唐玄宗为太子时，“北门”乃北衙禁军的称谓。“万骑(后称龙武军,改称龙武军的时间诸书所记不同，姑置不论)诸将因助玄宗平韦氏，被称作‘唐元功臣’，骤然显赫，‘北门’之称可能就是这时叫响亮的。”开元十九年，王毛仲被赐死后，“禁军的气焰大不如前了，安史之乱后逐渐变为宦官的工具。‘北门’似乎就是他们特别显赫的这段时间的称呼。……这段时间正是李白初入长安的时间，‘北门厄’应该就发生在这时。”进而，谢先生根据《王毛仲传》和《新唐书·兵志》中关于长安良家子为避征徭而纳资隶于羽林的记载分析道：“李白很可能即是受到这些隶于万骑的市井之徒的攻击，不大可能是真同万骑诸将发生冲突，否则，陆调以宪府之力恐怕也无法为他解脱。”^[10]问题的讨论不断推进，为认识李白“北门厄”遭遇极富参考意义。但学界所论，都重在和李白发生冲突者的身份揭示，事件的一些环节依然不甚清晰。^（2）综合学界所见，结合李白《叙旧赠江阳宰陆调》原诗和异文，笔者以为，李白“北门厄”遭遇应为如下情形：

一、李白与“有虎挟鸡徒”之前应发生过一次冲突（冲突的起因很大程度上为斗鸡之事，即安旗先生所言之赌博），“有虎挟鸡徒”吃了亏或起码未讨到便宜而心怀愤恨，后来纠集帮手，设计报复。因为，“有虎挟鸡徒”乃“邀遮相组织”，这个构陷行为便说明了问题所在。至于“有虎挟鸡徒”的身份，似乎更像是在籍军士。因为，从“有虎”一词的形容来看，其应是长期习武而体格健壮者。

二、李白被算计，遭到围攻。围攻李白者，除“有虎挟鸡徒”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外，他者皆为禁军中人，所谓“有虎挟鸡徒，连延五陵豪”。谢思炜先生认为李白“不大可能是真同万骑诸将发生冲突，否则，陆调以宪府之力恐怕也无法为他解脱。”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。因为，从李白对陆调的赞美中可见，陆调不仅有相当的家世背景，自身也风流倜傥，任侠京洛，交游甚广。不能因为禁军中人的特殊身份，就认为陆调没有能力调停这次冲突。

三、李白被围攻，以一敌众，情势非常险恶，所谓“摧如一枝蒿”。李白所以能脱离危难，全凭陆调之力。陆调先是奋不顾身将李白从人群中救出，所谓“君开万丛人,鞍马皆辟易”；进而通过清宪台予以调停，最终将事件平息，所谓“告急清宪台,脱余北门厄。” 这也充分表现出了陆调的勇猛、智慧和能力。

“北门厄”遭遇对李白的打击应是非常大的，因为此事件后不久，李白就满怀悲愤地离开了长安。从李白一入长安的行踪来看，迫使他在大愿未遂的情况下而含恨离去的也只能是“北门厄”事件。

注释：

（1）为李白诗文系年之著作，最早的是宋薛仲邕《李翰林年谱》（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第九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系粗陈梗概之作；后有清王琦《李太白年谱》（王琦《李太白全集》卷三十五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），系李白诗文不过二百题；再有今人詹锳《李白诗文系年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系李白诗文近七百题，占总数几近百分之七十，并大致勾勒出李白一生行踪。随着李白研究的深入，尤其是李白“一入长安”说的逐步明晰，李白很多诗文创作的时间得以确定。安旗、薛天纬、阎琦、房日晰等先生充分吸收学界研究成果，编著成《李白全集编年笺注》（中华书局，2015年），所编排的李白诗文数量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，是目前最新、最系统的李白诗文编年著作。

（2）许嘉甫先生有《李白北门厄考述》一文（《祁连学刊》1991年第4期），认为李白因斗鸡杀死王毛仲手下的“羽林豪奴”而遭北门之厄，并对事件过程有详细的情节阐述，但皆为附会、臆解，如云李白与“羽林豪奴”因为斗鸡的争执上升到剑术的较量并立下生死文书、一对一的较量中“羽林豪奴”连连摆阵于是群起围攻李白、李白在剑光闪闪中杀死一名豪奴后进而“手刃数人”、陆调用调虎离山之计保护李白等等，直似小说家言，故不在本文参考之列。